在作品对逻辑的要求得到满足以后，在所有必需的部分都完成之后，那就要考虑如何安排情节，就像如何安排字词的顺序一样，以及如何加工润色，使作品有些放肆，带点讽刺，还有点出人意料。这样作者就不用再围着必需的东西兜圈子，而是进入了自得其乐的自由状态：可以说是杯子里冒出来的泡沫，马头上长长的雉鸡翎，牧场上开屏的孔雀。如果这种快乐是有意识的、故意的，就像在戏剧中一样（因为喜剧比悲剧更容易攻击人），我们就称之为幻想，甚至可能是恶作剧似的幻想。它也明白这会使那些惟恐被人揭了疮疤的人有多么心烦。由于这种快乐必须一直去创造、去掌握，它总在艺术家的手里和骨头中，但艺术家的眼睛却开始对那些无可救药的伟大的东西进行谦恭的、悲哀的思索。在别人看来，他们是由于创作与自己相像的东西而出名，但也由于创造思索中得来的与自己不像的东西而出名。可能是他的敌人、情人或事业使他开始幻想，当然，凤凰只有在烈火中才能得到再生；但所有的仇恨和希望都在幻想中消失。如果他的情人夸赞那首歌，或他的敌人痛恨它，那并不说明情人看到的是好的一面，而敌人看到的则是不好的一面，而是说明筑成凤凰之巢的小树枝不容易点燃。他的诗可以使他的情人像海伦一样出名或使他在事业上取得成功，但并非因为他曾为情人和事业而献身，而是因为人们愿意尊敬并记住所有致力于思索的人。要是记住Marvell的诗再为查理王朝去战斗甚至去死都会变得心甘情愿，但所有的献身热情都是混在奇迹产生的净土中的杂质。雅典的泰门想到了自己生命的终结，命人把他的坟墓建在海岸边；克娄巴特拉把毒蛇放进自己怀中。他们的话使我们感动，因为他们的悲哀不是他们个人对于坟墓和毒蛇的悲哀，而是为了所有人的命运而悲哀。不断增长的欢乐使悲哀保持纯洁，可以说是爱或恨使然，因为艺术贵在矛盾的交织：至深的悲哀与至大的欢乐，完美的人格与完全没有人格，过多的能量引起的骚动与大理石似的安静；艺术的红玫瑰开在十字架的交叉处，开在凡人与神仙的幽会处，开在短暂与永恒的交汇处。从来没有一位现代人摘取过那朵玫瑰，或找到那个幽会处，因为他们只能逐渐理解自己，在长期反复地接触名家作品之后逐渐掌握启发性的词语，对类似的东西总是有着祖传的技艺。甚至光有知识也不够。Castiglione认为，高雅的举止中所必需的“无所畏惧”在这里同样不可缺少。如果一个人没有达到这种水平，他就会感到抑郁，最好还是再去卖东西。
我为其写剧本的一个小剧团来到爱尔兰西部一个小镇，准备在一个旧舞厅里演出，因为再也没有更大的房子了。我从附近的乡村赶在演出开始之前来到这里，想打开一扇窗子。有一会儿我两手沾满灰尘，黑乎乎的，不过很快就清理出一块窗玻璃和一部分窗框。屋里所有东西都已半朽，腐烂了的地板在脚下嘎嘎作响，我们新布置的舞台看上去很不协调。尽管舞台上的乐池很旧，但这座房子并非真的太旧。这是三四代人以前某位浪漫的或心肠慈善的店主建造的，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某项未完成的计划留下的纪念。 我离开舞厅去寻找演员们，向一位牧师打听，是他邀请他们来这里演出并承诺为他们召集观众的。这位牧师与别的牧师一起住在一座高高的教堂里。我走进教堂时，欣喜地发现楣窗上有一个玻璃被打碎了，因为他跟我讲过，许多年前一个老妇人与主教吵了起来，喝醉了酒，捡起一块石头朝彩色窗玻璃砸过去。他很聪明，阅读过Meredith和易卜生的作品。但他的一部分书已被女管家塞进了炉箅，取代了通常的意大利湖风景画或彩色纱纸。演员们刚刚结束在临近一座小城的演出，尚未来到，或者正在他介绍的一家旅馆里重新打开戏装和行李物品，尚未安顿好。他说我们还有时间，可以穿过破烂不堪的镇子去看一看修道院和大教堂。由于他的影响，两位年轻的爱尔兰雕刻家（其中一位曾是罗丹的学生）一开始在大教堂里雕刻圣坛和柱头。我只是听说过这种工作，这次才发现它虽然奇特而简单，我却无法忘记这种建筑式样的俗气，内部铺筑材料价格低廉。这座大教堂建造中途，新运动出现了。旧事物中最次的与新事物中的最好的并肩而立，没有丝毫过渡性的东西。那所修道院与许多同类地方一样使我赏心悦目，尤其是波提奥姆那所济贫收养院里那个长长的房间。这是在一座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会建筑里加进的一层，光线通过直棂大窗户斜射在一排排看上去干净而愉快的孩子身上。在自己的修道院，修女们可以自行其事，显出对普通而俏丽之物的喜爱。她们把房间收拾得很漂亮，因为按规定，她们房间里要有几种色彩，几朵鲜花。我想那天（记不确切了）我在修道院用了午餐，给几个修女讲神话故事。她们像孩子一样听得津津有味，但愿这并非只是出于对我的礼貌。